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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获赠 王贺著《数字时代的目录之学》出版
发布时间:2022-04-21       

  本書所論“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與一般圖書館學、文獻學研究者有異,乃以中國現代文学(兼及近代、當代文學)目錄、索引為主要研究對象,不僅旨在考察目錄之學在今天所面臨的重重危機與挑戰,同時也對其意義、價值及研究路徑等重要議題提出了重新理解,在此基礎上,其將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的主要關懷落實在兩個方面,其一為數字目錄學的建構,其二為傳統目錄學的重光,並以不同的個案研究論述了這一觀點。

  王賀,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興趣集中于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獻、數字人文等領域。著有《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37-1949)》(合著;2013)、《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2021),編有《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2020)等。

  在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目”與“錄”本非一物。前者原指篇名、書名,後者則是指整理各書、各篇文章次第,並記錄、說明其內容,近乎後世所謂的“提要”“敘錄”“序錄”“書錄”。[1]但自西漢時代起,因二者關係密切,出現“目錄”合稱一說。其中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單純的整理一書、群書、多篇文章的目錄(“目”的意思也變成了篇目,也就是今天一般意義上的目次、目錄),亦即編目,其呈現形式、結果與西方學術界所謂的Bibliography相同;二是詳敘一書、諸書、各篇之大意,即在編目基礎上對所錄文獻逐一予以批評、研究,有如Critical Bibliography或Annotated Bibliography。章學誠所謂“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一說,[2]便由後者發展演化而來。也因此,所謂的“目錄之學”,亦即目錄之編纂、整理、研究,除了是一種文獻學或偏重文獻整理的學術實踐,同時也具有了學術史研究的性質,在編年體和紀傳體正史、年譜、學案、劄記等類型的著述之外,長期以來發揮其一定之作用。

  然而,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是實際意義上的圖書、文獻及其他類型的資料編目,還是對歷代目錄、專題目錄、專科目錄的發掘、整理、研究,目錄學史之建構,乃至其他方面的目錄學研究課題的展開,因新的媒介、技術的出現與快速發展,均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許多方面,從編目實踐的重要性的下降、人人皆可為之,到聯機、在線目錄的隨處可得與無限增長,不知伊於胡底,再到目錄學研究幾乎被某些學界先進(尤其是念過一些西方理論書且以理論家自居者)視為過時、落伍的研究領域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媒介、技術的核心為數字媒介、數字技術(與建立在模擬信號基礎上的各種“舊”媒介、技術針鋒相對),今天這個時代一般也被稱為“數字時代”(此外也有諸如“信息時代”[3]“網絡時代”“新媒體時代”“大數據時代”等各式各樣的命名,但在筆者看來,似皆不如“數字時代”準確)。故此,今天的目錄學也就可以被概括為“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

  但究竟應該如何分析、描述目錄之學在數字時代的變化,理解這些變化背後的“變”與“不變”,對這一學問領域作出恰當的、新的定位和更多的、具有前瞻性的開拓,正是筆者感興趣的一系列問題。不過,在上述這些方面,圖書館學、專門的文獻學及目錄學研究者已有不少論述,[4]但本書所論“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與一般圖書館學、文獻學研究者有異,乃是以中國現代文學(兼及近代、當代文學)目錄、索引,為主要研究對象進行的。換言之,筆者並非是從宏觀的、理論的角度,對上述問題展開研究,相反是根據既有的一些現代文學目錄、索引的性格、特點、命運及其新發展,而做出的有限度的思考,是一種從實踐出發的、帶有一定理論色彩的思考,並非純粹的、體系性的理論建構,儘管這後一方面的工作不可謂不重要,但目前看來,似乎還稍顯為時過早。

  本書共四章。其中第一、二章,旨在通過對《新月》目錄、索引的編纂、出版歷史的考察及相關研究,不僅凸顯目錄之學在今天所面臨的重重危機與挑戰,同時也更進一步,嘗試著對其意義、價值及研究路徑等重要議題提出新的理解。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的主要關懷、旨趣,落實在兩個方面:其一為“數字目錄學”的建構,其二為傳統目錄學的重光。第三、四章即以《解放日報》紙質目錄、索引、數據庫的比較研究和趙燕聲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書目》的校勘、整理這兩個不同的個案,發展了這一觀點。

  當然,“數字目錄學”的建構,不應該只有紙質目錄、索引與數據庫的比較研究這一方面,其研究對象、範圍應該相當廣泛。在筆者看來,如對文史數據庫的專門研究,對數字文獻的目錄的編纂(非是全部由人工進行)與研究,對數字文獻目錄的目錄學研究與數字人文研究等,亦屬其研究範疇。雖然這些研究大多還未展開,筆者的相關研究也還在進行之中,卻也是筆者所理解、期待的“數字文獻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亦可被看作是廣義的“數字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本書第三章也對這些問題稍有所論列。

  而傳統目錄學的重光,也絕不限於重要目錄學文獻的校勘與整理一端。除可繼續編纂有關的目錄、索引,增訂既有的、重要的專科目錄和專題目錄之外,以筆者所見,值得發掘的現代文學目錄文獻還有很多,對其進行整理、研究,對已經發掘、整理出版的重要目錄學文獻進行深入研究,展開關於現代目錄學家的專門研究,目錄學史(尤其文學目錄學史、現代文學目錄學史)的重新研究、建構,及在中西目錄學、文獻學、書籍史、出版史等多重視野中進行不同課題的比較研究等等,都十分重要,也是今後亟待發展、探索的研究方向。

  是故本書所論,僅代表了筆者對“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這一課題在現階段相對較為成型(當然還遠遠不能謂為成熟)的一部分理解。其他目前尚在進行之中的研究及點滴所得尚不足以發展成為專論的部分,只能待異日寫成後,再請海內外讀者不吝批評指教。但現階段筆者對這一課題的粗淺思考,大致即如此書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全書各章曾作為單篇論文,先後曾在《上海書評》《澳門文獻信息學刊》《文藝爭鳴》《新文學史料》等處發表,但在收入本書時,均有斟酌損益。其中第四章的文獻整理部分,係筆者與他人合作,收入本書時已征得其同意,在此基礎上筆者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補充和完善,以免謬種流傳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者耳。藉此機會,惠泽天下588hznet香港,筆者也要向以上各處的諸位編輯先生為此付出的辛勞遙致謝忱。

  還要感謝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及常務副館長鄭煒明先生繼續支持筆者的研究,慨允將此書列入該館二零二一年度出版計劃。這是筆者繼《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陳子善教授榮休紀念集》之後,在該館出版的第二本小書,也是我們之間又一段難以忘懷的愉快的合作經歷的見證。我個人也從鄭先生諸多的目錄學、文獻學研究著述中學到很多。

  感謝本書編者王靜女史提出編輯計劃,並對全書名稱、章節、正文及注釋貢獻諸多細緻、合理的修改建議,並予精心編校。其是本色當行的古典文學、文獻研究者,不僅著有《晚明散曲研究》及專題研究論文多篇,亦曾參與《江南女性別集》第三、四編及《現代古體文學大係·詞集》(全六卷)等多種重要文獻的整理工作,可謂成績斐然,但由於種種機緣,後轉任職業編輯,由其來編校此書,自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

  最後,感謝王仰東先生允為此書題簽。先生非是藝苑名家,然雅好書法,多年臨池不輟,筆者見獵心喜,乃有此請,而今得償所願,差堪附庸風雅,幸何如之。

  當然,白小姐现场开奖,書中的一切錯誤、疏漏,一例應該由筆者來承擔。至於力有未逮之處,更無由塞責,敬希識者諒之。

  [1]黃永年:《古文獻學四講》,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年,第3頁;來新夏:《古典目錄學》,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1-3頁。

  [2]章學誠著、王重民通解、傅傑導讀、田映曦補註:《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3]喬·古爾迪和大衛·阿米蒂奇指出,“信息時代的概念早在1962年就被提出,意指政府開始對人口和環境狀況實施監控、定期收集有關土壤流失、氣候、人口和就業等方面數據的時代,”見孫岳譯:《歷史學宣言》,上海:格致出版社,2017年,第119頁。

  [4]參柯平:《從文獻目錄學到數字目錄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新才:《中國目錄學:理論、傳統與發展》,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彭斐章等:《數字時代目錄學的理論變革與發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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